第一，突出分工协作，形成定位清晰、高效协同的产学研创新体系。
当前，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存在基础研究能力薄弱、关键共性技术缺位和系统集成能力减弱等问题，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塑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学研合作新体系。
一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推动政府研发投入聚焦基础研究领域，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争将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从目前的5.5%左右提升至2025年的10%。二是调整现有创新主体的定位。可考虑按照专业化原则对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进行重组，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工，明确高校(基础研究)、科研机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企业(应用技术开发)等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建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协同有力的现代创新体系。三是支持设立一批机制灵活的新型研发机构。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研究院所、金融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在关键优势领域建设类似鹏城实验室、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等新型创新平台，重点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填补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技术创新之间的鸿沟，从全产业链角度梳理产品和技术的痛点，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创新链融通创新。
第二，突出融合共生，形成大中小企业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
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完善产业生态，强化科技、人才等要素支撑，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构建融合共生、互动发展的协同机制，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
一是支持大中小企业上下游协作。鼓励采取研发众包、“互联网+平台”、大企业内部创业和构建企业生态圈等模式，促进大中小企业之间的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和系统集成，充分发挥大企业的主导作用、小企业的专业化优势和发展活力，通过大中小企业协同、上下游协作联动，形成良好的产业链互动合作机制。二是促进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应用。制定鼓励自主创新产品应用的一揽子政策，依托“新基建”等重大工程，构建产品技术支撑体系及应用场景，培育和完善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中介组织“织网人”作用。支持行业协会等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资源统筹和整合，建立完善信息交流、人才培训、共性技术研发合作、标准制定和行业秩序规范平台，做好产业组织协调和宣传引导等方面的支撑服务，密切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更好支持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第三，突出专精特新，培育专注基础能力提升的企业群体。
企业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载体。要围绕关键基础材料、基础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技术和工艺等基础能力，铸造聚焦基础产品和技术研发生产的企业群体。
一是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际经验表明，产业基础能力大多掌握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手中。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这类企业数量并不多，应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以提升基础产品、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能力和基础软件研发、先进基础工艺和尖端设计能力为目标，给予企业长周期持续稳定的支持，提升企业竞争力，争取打造一批“百年老店”。二是强化国企在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中的责任。健全中央企业考核评价体系，建议把产业基础领域研发投入、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和产业生态培育作为考核国企的重要指标，强化国企在承担国家重大和长远战略中的责任，在若干重大国家安全领域实施“备胎”计划，打造一批产业基础能力坚实的国家队。三是培育壮大产业链主导企业。抢抓机会窗口期，加快推进重点产业链和龙头企业复工达产，强化技术攻关、夯实基础能力、拓展市场空间，努力在新一代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事关未来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领域，培育壮大一批产业生态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主导作用的龙头企业。
第四，突出人才引领，培育勇于科学探索和精益求精的人力资源。
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人才是基础所在。要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改革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全社会营造精益求精的工业文化，大力培养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从事基础研究的创新型人才和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工程师和技能型产业工人。
一方面，培养潜心科研、热爱探索的科学家和创新人员。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赋予科研人员决策权，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支持科研人员更加心无旁骛地勇攀科学高峰。另一方面，改革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发展高端职业教育，在高校引入技工职业资格证培训制度，又要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和职业院校加强密切合作，创新“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打造一批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团队。
第五，突出位势重构，打造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全球化产业链。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出现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趋势，对我国产业链带来冲击。如何化危为机，需要更加精准的战略导向。
一是稳住制造业基本盘。要加大力度有针对性地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加大企业稳岗补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此外，还可考虑在中西部地区选择若干工业基础较好、承载空间较大的城市集中力量打造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新雁阵”。二是努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跃升。以提高国际分工地位为核心，加大高附加值零部件环节的进口替代和本地化的产业链配套，促进我国制造业向高级组装、核心零部件制造、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分工阶梯攀升，提高产业链分工地位。鼓励优势企业利用创新、标准、专利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垂直分工中打造以我为主的国际化产业链。三是积极打造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先进装备等影响产业竞争格局的重点领域，加快补齐相关领域的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产业技术等短板，培育壮大形成新兴优势产业集群。
第六，突出改革创新，打造有效激发各类主体活力的制度环境。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必须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藩篱，打造让各类主体活力迸发的制度环境。
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形成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加快培育技术、人才、数据等各类要素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配置效率。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降低制造业融资、人工、物流等成本，为产业链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二是促进市场化创新。对于绝大部分科技和产业创新项目，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支持企业主体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推动创新;突出先行示范、效率优先，依托深圳、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和华为等龙头企业重点突破产业基础瓶颈制约;对于极少数事关产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领域，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予以突破。三是持续推进开放合作。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继续大力推进我国企业、机构、高校与一些国家在科技、金融、人才等领域的合作，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