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虽然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受居民消费能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巨大的内需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尽管我国疫情已得到基本控制，经济逐步恢复，但消费依然处于低迷的状态。
第二，制造业数字化程度有待提高。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努力，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制造业仍处于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并存，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发展不平衡的阶段，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弱，生产产品所需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第三，供应链上下游协作亟需加强。为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企业需要整合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和资源。尽管制造企业的供应链整合程度不断提高，但仍存在堵点和梗阻。疫情初期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短缺，也暴露出制造业在供应链协同等方面的不足。此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环境的复杂化使得企业难以单打独斗，需要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以提高供应链敏捷性和用户价值创造能力。
基于上述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要求，迫切需要政府和企业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措施来推动制造业向大规模定制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消费是循环的终点也是新起点，是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动力的着力点，也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未来发展中，应立足我国制造业发展和转型现状，充分发挥大规模定制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中的优势。通过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的实现，提升制造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高消费品市场的多层性和多样性。
第二，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今天，数字化使得制造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快速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从而从供给侧为国内大循环助力。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化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搭建跨企业、跨业务的横纵向结合、端到端的资源配置与共享平台，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更有效地支撑企业开展大规模定制。
第三，搭建多主体参与的供应链协作平台。加强企业间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鼓励制造企业与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和最终消费者协作，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发展，风险共担，信息共享，并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建立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业联盟，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大规模定制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四，提高供应链敏捷性，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面对充满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制造企业需要构建自适应机制以及智能制造系统的重构机制，实现资源跨企业、跨生产任务的灵活配置。加强对物流和信息流的计划、管理和控制，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全面优化管理，提升制造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保证企业在实现规模经济性的同时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第五，积极遴选和培育示范企业，引领和带动业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在新型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大规模定制，需要考虑不同企业在资源储备和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基于数字化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遴选和培育示范企业，引领业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从而提高行业整体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再者，发挥示范引领企业效用，引导业内企业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形成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供给水平，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供给水平。
总之，提升大规模定制能力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要注重需求侧改革，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内需潜力，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还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内需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发展。